張容南 陳子昂 史錦宬 金楚楚 楊小珊

或許每個人都曾思考過一個問題：我們?yōu)槭裁椿钪?？人生有何意義？在疫情隔離的當下，生命的空間被壓縮到了方寸之室內(nèi)，日常生活呈現(xiàn)為不斷重復的核酸檢測、抗原自檢，時間就在三餐之間流走。如果生活是這副模樣，那么人生有何意義？若詢問人生有何意義，一直以來，答案似乎總是與他人無關的自我思考與自我選擇：我可以依據(jù)自己的氣質和興趣獨立地為自己的人生創(chuàng)造或賦予意義并實現(xiàn)它。在獨立性自我的理解下，生活意義來自于制定并自由地追求個人計劃。但在疫情的背景下，這種全然的獨立性砰然倒塌，我們是如此脆弱，無力獨力抵抗這一來勢兇猛的病毒，也無法在居家隔離的日子里獨立地生活——這種脆弱性也預示著我們是如此深切且緊密地依賴著他人。在疫情的背景下，我們將從哲學-倫理學理論和自己的生活體驗出發(fā)，一切去探討一個人生的根本性問題：人生是否有意義？如果有，是什么使得我們的生活有意義？這一段疫情的經(jīng)歷是否會影響我們對于自己人生意義的理解？

2022年5月8日下午三點，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以“何為生活的意義？——疫情蔓延下的生活意義思考”為主題舉行“共同抗疫 智性對話”活動。哲學系倫理學教研室的張容南教授與2018級哲學系本科生史錦宬、2019級哲學系本科生陳子昂和2020級倫理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金楚楚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對談。

張容南：關于生活意義的思考在哲學史上是一個恒久不衰的話題。疫情蔓延下的隔離生活又提供了一個反思生活意義問題的特殊契機?，F(xiàn)代性催生了個體化的生活方式，現(xiàn)代個體容易將自身想象為獨立自主的行動者，他們追求不同的生活目標，保障這一套生活計劃實現(xiàn)的是個體的權利。但在抗疫的情況下，我們無奈形成了一個個被區(qū)隔開的共同體，我們的共同目標是抗疫成功，在此統(tǒng)一的目標下，我們不得不犧牲一些個人目標和行動的自由，服從整體的安排。與此同時，個體的需求凸顯出來，我們不得不向他人敞開自身的脆弱性，那種獨立自主的自我想象一下子就瓦解了。

隔離生活與正常生活有著非常不同的特點。在正常生活中，我們享有行動和選擇的自由；生活具有確定性，即有相對穩(wěn)定的預期；我們與他人的關系可相對自由地建構；在此條件下，自我容易活在獨立自主的想象中。然而隔離生活下這些條件不再具備，我們的行動和選擇的自由受限；生活落入不確定性中，缺乏穩(wěn)定的預期；我們和他人被迫隔離在一起，他人可能攜帶病毒，我們與他人的關系緊張而微妙，自我因而容易陷入不安與焦慮的情緒中。

這使得我們行動的理由和生活意義的來源發(fā)生了一些改變。生活意義是為我們的行動提供基本理由的東西。我們行動的理由一般有兩個來源：一是追求個人計劃的實現(xiàn)，二是與他人建立或維系重要的關系。這兩個理由背后預設的自我理解有一點不同，前者預設了一個有邊界的權利主體，后者預設的是一個向他人開放的脆弱的主體。由于疫情期間的行動受限，追求個人計劃的實現(xiàn)變得難以實現(xiàn)，但意外地提供了一些我們與他人建立聯(lián)系的機會。我自己在疫情期間就切身感受到了鄰里之間互幫互助的溫暖，盡管疫情削弱了前一種行動的理由，卻使昔日里疏遠的鄰里關系得以拉近，以物易物、公益團購、志愿配送、幫助孤老和孕婦配藥和就診；我們基于暫時的共同目標去行動，這些目標的達成給所有人都帶來了情感上的寶貴聯(lián)結。

我們總說“生活意義”，問題在于何謂“意義”?！耙饬x”既不完全等同于“行動的理由”，也不同于“幸?！被颉罢敗?；我們可以說一個小孩是幸福的，卻很難將其生活看作是有意義的。意義代表某種反思性的成就，它不是全有或全無，而有程度之分。例如，生命的某些時期比其他時期更有意義，而某些生命作為一個整體比其他生命更意義。一些觀點認為，生命意義的概念是多元概念的集群或混合，如實現(xiàn)更高層次的目的，獲得大量的尊重或欽佩，具有顯著的影響，超越一個人的動物本性，或展示一個引人注目的生活故事。另一些觀點則認為，生活意義主要是一元論的，例如，專注于更高級的善（Taylor）、超越自己的極限（Levy）、或為人類做出貢獻（Martela）。

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看看哲學史上三種主要的、對于生活意義的回答，分別是由神圣存在賦予意義的超自然主義、關注主觀偏好和（或）客觀價值的自然主義以及否認生活具有意義的虛無主義。就這三種回答而言，每一個認為生活具有意義的人都需要認真去思考如何回應虛無主義帶來的挑戰(zhàn)，而我們普通人一般都會從自然主義這一進路來理解生活意義。所以，我們來著重探討“自然主義”的三種進路：

第一種是以哈里·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為代表的主觀主義，這種觀點認為只要一個人做了他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情，或者，只要一個人關心或關愛某物，他的生活就是有意義的。這種對生活意義的理解容易陷入瑣碎、主觀化的風險。

第二種是客觀主義——如果我們有意識地花費生命來生產(chǎn)對自己或他人有價值的東西，那么這樣的生命就有意義（Ingmar Persson&Julian Savulescu）。這一立場是主觀主義的對立面，其問題在于，如何來確定什么是客觀上有價值的東西？將客觀價值視為生活的關鍵追求可能會綁架“我”的生活，讓他人決定“我”的生活是否有意義而非由我作主。

第三種混合理論糅合了上述兩種觀點的立場，即當主觀吸引力滿足客觀吸引力時，意義就產(chǎn)生了。也就是說，只有真正地認同并關心那些客觀價值時，它們才能成為我們生活意義的來源（Susan Wolf）。這一觀點看似比較合理，但也有其問題：倘若能由自己選擇作為生活意義源泉的客觀價值，這種選擇的限度有多大？混合理論有滑向客觀主義的風險。

基于上述關于“生活意義”理論思考的一般性介紹，不同的同學可能對疫情背景下的生活意義有不同的思考。那么，疫情是否會帶來對意義的消解，如同嚴重的疾病對一個人的傷害那樣，瓦解我們的意義世界？帶來虛無主義？疫情下的反復檢測、生活場景的單調(diào)，容易使我們的時間感變?nèi)酰饺蘸椭苣]有區(qū)分，每天都是一樣的，令人容易產(chǎn)生重復感和無聊。就像電影《土撥鼠之日》的男主角每天都在重復一樣的生活，這樣的重復容易損傷生活的意義——生活停止更新，我們無法體驗到那種生命有高有低帶來的節(jié)奏感，尤其是難以體驗到滿足感（feelings offulfillment），例如我們?nèi)ゴ蛞粓龌@球回來所擁有的滿足感、做了一個獲得老師和同學一致夸獎的報告等。與之相反，每天不斷重復的生活會帶來一種無聊感（feelings ofboredom），日子感覺看不到頭。還有，疫情之下的不確定性就像一個黑幕，帶給我們不安和恐懼，這種不確定使我們的生活壓縮到最基本的層次——如只求基本的一日三餐，無法去設想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xiàn)，嚴重壓縮了生活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所以，這種不確定性也是對我們生活意義的打擊?；蛘撸咔槭欠駮茐奈覀冋嬲P心的事物，加重我們的無力感，能動性受損，從而削減我們生活的主觀意義？比如說，有同學一直很關心樓下的流浪貓狗，但由于現(xiàn)在疫情隔離，自己都無法照料好的情況下他可能也難以去保護那些小貓小狗，這時候自然也會產(chǎn)生無力感。又或者，疫情是否降低了我們的生活質量，從而破壞我生活的客觀意義呢？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的能力受到限制，我容易陷入沮喪，也很難去提升自己或去服務于他人。由于每個人的性格特質和生活體驗的不同，不同的人對于上述的問題可能會有不同的思考和回答，但我可以提供一個看待這些問題的可能視角：如果生活意義是一個人對他生命的整體意義的感受，可以預想總有一天隔離會結束，我們每個人都將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那么這段特殊經(jīng)歷的“走低”，卻可能讓我今后的生活體驗“走高”。例如，饑餓讓我反思食物的意義，當我以后吃到不喜歡吃的菜時或許會想到這個菜也是來之不易的。我聽到一個朋友說，疫情下的隔離生活正好是一個教育孩子的好時機，因為他們從小生活在衣食富足的環(huán)境里，從來不知道什么是匱乏、什么是欠缺，但現(xiàn)在他們知道了。因此，從敘事的角度來看，疫情當下的“走低”和以后有可能的“走高”，也許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一個正面的激勵。

雖然我們現(xiàn)在還處于隔離階段，但總有一天它會結束；當以后我們遠離這段經(jīng)驗并對此進行反思時，我們肯定會追問這一段人生經(jīng)歷對于我的人生整體而言意味著什么？在我的生活故事中，它占據(jù)什么樣的地位或角色？對此，我們或許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來思考：就疫情帶來的消極影響而言，它是否影響了我人生計劃的實現(xiàn)？我的個體能動性是否受到了損害？就疫情帶來的積極影響而言，它是否拉近了我與他人的關系？塑造了一個友愛的共同體？更值得思考的是，疫情這段經(jīng)歷對我們?nèi)松饬x的影響是否是永久的，我們對自我、人生以及生活價值的理解是否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陳子昂：老師剛剛也提到了我們現(xiàn)代社會中自由主義敘事的吸引力，也提到了疫情這樣的狀態(tài)帶來的對于自由主義敘事的反思。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權利退居了二線，而人的脆弱性自然而然地顯現(xiàn)出來。自由主義的個人觀念的確存在著諸多問題，其所要求的自主選擇與為自身選擇負責并沒有提供任何關于何為一種好的生活的指導與幫助，其實自由主義的敘事的確讓個體格外的脆弱。但與之分庭抗禮的應該是一種在正常情況下行使的，社群主義下的共同體，而非例外狀態(tài)下的一些所謂團結互助。且不說這次的疫情是否真的讓鄰里關系變得團結互助，我并不否認在這個城市的很多地方人們完成了很多很有愛的互助行為，可能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而發(fā)起的一些基礎的交換行為。但我想表達的是，在一個對于未來連有限的期待與計劃都難以做出的狀態(tài)下，我們并沒有理由希望產(chǎn)生一些甚至能夠提供生活意義的共同體。

在例外狀態(tài)下談論生活的意義我個人認為是一件比較奢侈的事情，無論這個生活意義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若對生活的意義持有客觀主義的立場，那么類似于客觀清單理論（objective list theories）中所列舉的大部分獲得生活意義的要素，在如今的情況下都是無法被滿足的。當然，這里要求客觀清單的制定仍然是能夠被大多數(shù)個體所認可的，而非一種強制的好生活概念的灌輸。正如老師剛剛提到的，幸福與意義是應該被區(qū)分開來的概念，一些低階的欲望得到滿足并不能夠在意義中占據(jù)很重要的位置。而自由，幸福以及創(chuàng)造性活動是現(xiàn)今時代能夠被普遍認可的，好的生活的必要要素。在疫情封控的條件下，我們沒有資格討論“客觀清單理論”所面對的類似于通約性和入選標準等理論內(nèi)部的張力。因為人們被限制了行動的自由，這令他們對任何有意義生活的追求都變得困難重重。

若轉向主觀主義的立場，封閉更是對于生活意義的摧毀。對于偏好主義來說，其要求事情按照主體的期望進行發(fā)生，從而對于主體偏好進行滿足。對于Thomas Scanlon的目標成就主義來說，個體也喪失了實現(xiàn)自身目標的許多方式和途徑，以至于對于人生意義實現(xiàn)的失敗。封閉期間討論主觀主義的好生活的實現(xiàn)，我個人認為是一個不恰當?shù)?，過于嚴苛的標準。對于很多為自身病痛得不到及時救治，為基本溫飽需求而困擾的失去自由而無能為力的掙扎個體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jīng)和自身的偏好，以及生活的意義脫鉤了。

我無意去重復大家所經(jīng)歷的艱難，我只是想強調(diào)對于矮化了的個體來說，我們在這一特殊情況下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并不是該如何積極地實現(xiàn)自身生活意義的問題，而是如何避免生活意義喪失的問題。我們沒有理由期待在疫情之后能夠形成更團結，更具有共同價值的共同體。人們增長了對于隨時可能會失去的實現(xiàn)自身生活意義的擔憂（甚至生存），以至于隨時要為不確定的生活做好充足的準備。這類不安定的狀態(tài)只會將個體割裂開來，專注于保障自身的生活和生存（不難發(fā)現(xiàn)在封控期間，很多人不懼懲罰，從倒賣物資當中盡快的獲取利益）。疫情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對人們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不但降低了生活的質量，更是破壞了每個人所關心的事物。

我個人認為疫情并不存在一些對于生命整體和未來的積極影響，美化一些苦難只是推卸了個體本應該承擔的道德判斷的責任。疫情以及現(xiàn)在的應對措施的確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計劃，甚至是很多個體生存下去的機會（很多人要面臨失業(yè)、窮困等現(xiàn)實的生存問題）。其也并不會構建起友愛的共同體。也許這樣的生活終究是暫時的，但是永久性的影響已經(jīng)造成，個體心態(tài)的改變也已然發(fā)生。但我認為其并不是讓個體重新審視了對于生活來說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是讓人們明白也許很多習以為常的價值是如此的重要與不可失去。悲觀地說，人們的心態(tài)將從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生活意義（也就是屬于自己的，多元化的生活意義），轉向盡可能保護住最低層次的生活意義以及作為個體的個人權利。

張容南：謝謝子昂同學！他的發(fā)言和思考帶有強烈的批判性反思?？傮w來講，子昂同學的思考是相對悲觀的，因為他覺得任何積極實現(xiàn)生活意義的可能性在當下是不存在的，更急需的是我們?nèi)绾稳ケＷ∫恍┳罨镜臇|西，避免陷入意義的虛無之中。而且，他還提到疫情并不能讓我們收獲一個更友愛的共同體，而是愈發(fā)地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然后持續(xù)地為不確定性做好準備。關于不確定性這一點我有類似的體會，就像在疫情之前，我們無法理解老一輩人囤食物的熱情，但經(jīng)歷這一次疫情之后，很多年輕人都開始囤食物了。比如說，現(xiàn)在形勢逐漸好轉了，我們小區(qū)團購食物也相對容易了，但是每次團購大家還是瘋狂地買，生怕哪天又買不到了。這就是疫情留下的心態(tài)模式。

史錦宬：生活意義的提問有兩種方式，主觀方式和客觀方式。主觀方式即我們從自己的角度追問自己的生活是否是有意義的；客觀方式則是從第三人稱的角度去評價他人的生活方式是否是有意義的。我認為不應當把這兩種方式混同起來，當我們以客觀的方式評價他人的生活的時候，我們是在對他人的生活質量做出價值判斷；當我們以主觀的方式追問自己的生活時，我們并不想得到一個客觀的價值判斷。我們在以一種內(nèi)在的角度確認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過，換言之，我們在體驗自己的生活，我們在面對自己最本真的時刻。疫情之下對生活意義的追尋，首先是在主觀方式上擊中我們的。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在主觀方式的追問之下，生活意義的問題也展開為兩個維度。以賽亞·伯林曾把自由區(qū)分為兩個維度，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一種邊界的，底線的自由；積極自由是自主的，實現(xiàn)的自由，同樣的，生活意義也可以區(qū)分為消極意義和積極意義。積極意義是個體性的意義，他和每個人獨特的生活歷史有關。消極意義是意義的邊界，是產(chǎn)生意義，阻止我們自我毀滅的底線。這種意義被我概括為必須活下去的理由。加繆曾經(jīng)追問過這個問題，他說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疫情之下的現(xiàn)實，世界展露的面孔，沖擊到的是根本的消極意義。世界的荒誕構成對人的生活的否定。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一種虛無主義？按照加繆的講法，或許是的。但虛無主義會走向一種積極的斗爭的生活姿態(tài)。加繆教導我們，不應當消除荒誕，而應當承認它。當我們意識到希望是一種自我欺騙，世界會不斷對人露出敵意，生命和世界被放在荒誕的兩端的時候，幸存就是一種斗爭和幸福。我覺得這是至今仍有借鑒意義的地方。

張容南：錦宬同學從虛無主義這一視角去反思生活意義，非常有啟發(fā)性。與陳子昂同學不同，他認為疫情恰恰提供了一個反思生活的契機。它讓我們意識到平時習以為常的生活原來并不那么習以為常，它是在很多有利的條件以及充分的保障之下我們才能夠獲得的。而疫情恰恰把這些有利的條件都摧毀了，從而使我們的生活壓縮到維持存活?；恼Q正是穩(wěn)定性預期的瓦解，我們把我們的欲望投射到外部世界，我們通過行動來實現(xiàn)我們的目標，這些前提構成了我們生活不荒誕的前提。但疫情打破了這些前提，因為我們只能擁有希望——但希望本身是不確定的，可能會實現(xiàn)，也可能不會實現(xiàn)。所以，疫情破壞了我們常態(tài)生活下對生活意義的尋求。

金楚楚：其實我思考更多的是個人和社區(qū)之間的關系。首先，個人和社區(qū)之間最直接的聯(lián)系就是疫情的感染范圍——一個人確診新冠，整棟樓和整個小區(qū)都會受影響，因此一棟樓會集體做核酸，鄰居彼此之間會互相提醒注意安全，甚至會發(fā)生爭吵，比如一個人要去取快遞，另一個人會說收快遞有可能會附著病毒，你能不能為別人著想。其次就是團購，我把它看作一種更自治的自救方式。我們小區(qū)體量比較大，因此團購的團長也多，初期開的團其實是很混亂的，我們買過一個蔬菜包，一半菜都是爛的，但是去找團長，他也沒有提供任何售后，退了我們五塊錢。中期就是開了很多不同的團，演變出了兩種，一種是公益零利團，一種是團長會收手續(xù)費的團，前者一直運行到了現(xiàn)在，群里環(huán)境很好，如果有獨居老人，團長還會免費給送物資，在公益團的群里，只要是和疫情前價格一樣的、經(jīng)過居委報批的團都可以在這里發(fā)，各個團長之間關系很好。我自己覺得團長很厲害，尤其是長時間地持續(xù)地運營團購的團長。在我看來，團長和自愿者以及團購者之間其實形成了一個小的自治組織，而且團長和志愿者其實是真的以一種幫助、服務的姿態(tài)來和大家溝通的，因為我們在生活中絕大多數(shù)接觸的都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式的姿態(tài)，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生活中的改變。當然，期間會產(chǎn)生各種矛盾，團長也會承擔很大的壓力。同樣也有管理式的團長。這種社區(qū)團購的自治模式還處在一種探索的階段。當然更延伸的聯(lián)系其實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鄰里關系：相互幫助，物物互換，及時溝通最近的團購信息，甚至是見面打招呼交流近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營造出了一個具有友愛這種特質的共同體。最后我想說的是，一個正常運行的城市應該是不需要依靠“附近”的，因為它具備足夠的基礎設施來滿足每個獨立人的需求，讓其能夠自給自足，我們能夠有各種自由的選擇，選擇自己所認為的好生活，不能夠因為這種非常態(tài)而遺忘常態(tài)的城市管理。

張容南：楚楚同學分享了她在小區(qū)隔離期間的經(jīng)驗，包括了鄰里間的互助，我們與他人關系的改善，社區(qū)自治的探索。疫情結束后，我們不再會在受限的情況下滿足生活需求；但疫情確實充分暴露了我們的脆弱性，我們與他人不得不相互依賴。如何保護人的脆弱性應成為公共衛(wèi)生倫理考慮的一種重要價值。Cheshire Calhoun認為，有意義的生活意味著將你的生命時間花在根據(jù)你的最佳判斷，你有理由珍惜并因此有理由利用自己時間的目標上。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思考一個問題，什么樣的目標是值得我們花費時間的？如果我們將自我利益視作生命意義的主要來源，那么，死亡將立刻摧毀我們的生命意義。唯一讓死亡并非毫無意義的途徑，就是把自己視為某種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會、國家……如果我們的行動有超越自我利益的關注，那么死亡就無法摧毀我們對更大事物所做出的累積性的貢獻。所以，在疫情這種特殊的生活狀態(tài)下，關注和愛護身邊具體的人、多確立一些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多建立一些有益的聯(lián)結或許是一些思考人生意義的有益方式。

附張容南老師給的參考閱讀書目

呂克·費西，《什么是好生活》

Belliotti, R., 2019, Is Human Life Absurd?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initude, Value, and Meaning.

Leiden: Brill.Belshaw, C., 2021,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Benatar, D., 2006,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 C., 2018, Doing Valuable Time: The Present, the Future, and Meaningful Liv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J. M., 2009, Our Stories: Essays on Life, Death, and Free Wi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furt, H., 1988, 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Reasons of Lo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有中譯本）

Goldman, A., 2018, Life’s Values: Pleasure, Happiness, Well-Being, and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z, J., 2001, Value, Respect, and Atta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有中譯本）

Scheffler, S., 2013,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20, Why worry about future generation, OUP.

Williams, B., 1973,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Meaning of Life：A Reader，2007, Klemke, E. D. (EDT)/ Cahn, Steven M. (ED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S., Meaning in Life and Why It Matters, 20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